近些天，美国军事打击伊朗的调门骤然升高。美国公布《核态势报告》虽然声称将减少动用核武机会，但同时又将朝鲜和伊朗排除在外，公然对伊朗进行核威慑。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称，对伊核设施发动军事攻击，可能有助于迫使伊搁置核计划，这是美军方高官首次表态支持对伊动武。同时美军方发言人再次称，美国一直未排除对伊采取军事行动可能。此前，以色列和美国还分别就空袭伊朗进行了模拟演习。但这种武力恐吓显然没有吓倒伊朗。当然，伊朗在海湾举行大规模军演，也用明确行动回击美国的军事讹诈。
根据内贾德政府以往的行事方式，伊朗这次的反应并不令人意外。而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一超多强”的说法，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中俄英法等是二等强国，伊朗充其量就是个三等国家，与美国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但就是这样一个与美国国力相差悬殊的弱小国家，为何敢于公然挑战当今唯一超级大国，并历经数年而不落下风？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领导者的素质：战略水平决定外交政策高下。西方有句谚语：“一群由一头狮子带领的绵羊，能够战胜一群由一只绵羊带领的狮子”。此话类似中国常说的“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实际都强调了领导人个人的关键性作用，尤其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领导人的个人能力和意志往往具有乘数效应，可以使国家的力量成倍减少或壮大。而内贾德(及其背后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率领下的伊朗，无疑就是一群由一头狮子领导下的绵羊，使伊朗这个世界政治中的弱国，焕发出难以想象的战斗力。毛泽东曾说过，领导人的主要任务是战略、用人和表率。而战略是否对头最为关键。有什么样的战略思维，就会有什么样的外交政策。
内贾德战略思维的高明之处，首先就在于他能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政治中，矛盾和对立是常态和本质，并敢于正视矛盾、克服矛盾。就美伊关系而言，内贾德深知美国就是要想方设法颠覆伊朗神权政权，而核问题不过是美国用来遏制和削弱伊朗的借口和手段，因此一旦在核问题上示弱，美国马上会得寸进尺，迫使伊朗做出新的让步。内贾德就曾指出：“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美国就会提出人权问题。如果人权问题解决了，他们可能又提出动物权问题。”内贾德还认为，伊朗在两伊战争中没有被得到美国先进武器和资金支持的伊拉克打倒，现在的伊朗远比那时强大，如果现在“示弱”，西方就会永无止境地占伊朗的便宜。正是因为认识到无原则让步的危险性和残酷性，伊朗才在核问题基本立场上寸步不退，反而屡屡突破西方设定的底线，为自己增添斗争筹码。
其次，内贾德还懂得辩证看问题。很多人看问题习惯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容易被事物表象和表面联系所迷惑，这实际是一种线性思维模式，从哲学上说，就是“形而上学”。而内贾德比很多领导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观察问题不仅看指标，更注重结构；不仅看局部，更看整体。面对主要对手美国，内贾德既看到美国“真老虎”和“铁老虎”一面，深知美国各项“指标”均首屈一指，尤其是军事实力无人能敌，因此这个国家轻易惹不得；但他更多能看到了美国“纸老虎”和“豆腐老虎”的一面：美国在全球四面插手，到处用兵，尤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线作战，已疲于应对，加上国内经济复苏缓慢，发动新战争力不从心。正是看到美国实力的两面性，因此内贾德在与美博弈中，既有虎气，也有猴气：一方面，伊朗在原则性问题上寸步不让，而且屡屡“以超强硬对强硬”。如最近伊朗公开展示第三代离心机，宣称已生产出5公斤纯度200；的浓缩铀：开始筹建新铀浓缩工厂，大张旗鼓举行核裁军峰会，与美公开叫板。同时还举行大规模军演，显示捍卫国家决心。尼克松在《领袖论》一书中曾指出：“有建树的领袖人物都有要坚强的意志，没有坚强的意志，成不了伟大领袖。”而内贾德几年来的诸多做法表明，他的政治意志足够坚强。另一方面，内贾德又“猴性”十足，擅长随机变通。如在核问题上，伊朗每次突破西方设定的核底线后，都会主动向其伸出橄榄枝，最大限度地缓解外部压力。在美伊关系问题上，内贾德也常有神来之笔。如打破美伊没有外交往来传统，主动给布什写信，并邀其公开辩论核问题；奥巴马当选后，内贾德又主动去信祝贺，令高喊“变革”口号的奥巴马一时失语。包括在这轮核博弈中，伊朗也抛出多个和谈方案，释缓来自西方的压力。
二、政权的阶级性质：谁依靠人民，谁就真正有力量。在历史大潮中，领导人个人能力和意志再强大，但终归是有限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因此，政治领导人的所谓“男子汉气概”或“勇敢精神”如果不能与国内多数民众意志相结合，就不可能激发国家的潜在能量，而只能是匹夫之勇和逞能冒险，只会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而民众是否坚定支持政府，又取决于该政府是否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说到底，就是政权的阶级基础问题——究竟代表少数人利益，还是代表多数人利益。
照此衡量，内贾德政权无疑是一个代表多数民众利益的政府。自2005年上台后，内贾德就一直以“平民总统”自居，他严禁政府成员搞特权。他本人身体力行，如将办公室里的名贵波斯地毯送给国家博物馆，同时命令交通部长将总统专机出售或改为民用。社会经济政策也明显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增加下层劳动者工资和对中低收入家庭补贴力度，扩大医疗保险制度的范围，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的发展资金等等。所有这些，为其赢得广泛的民意支持。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由于内贾德政府矢志为中下层民众服务，“接通了地气”，因此自然得到多数民众拥戴，使其不仅能克服国内选举危机，而且在应对美国时底气十足。换句流行的话说，内贾德“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与7千多万伊朗人一起在战斗。这种众志成城的态势，令美国不能不有所忌惮。
这与当年的萨达姆政权形成强烈反差。萨达姆虽号称“中东强人”，以“当代萨拉丁”自诩，但萨达姆政权本质上是反人民的。自1979年上台后，萨达姆先是犯个人冒险主义错误，不顾多数民众利益，第二年冒然发动两伊战争，结果导致伊拉克和伊朗两败俱伤；战争结束刚2年，萨达姆再次犯机会主义错误，公然入侵科威特，结果遭致多国部队痛击，国家跟着蒙受灾难性结果。据伊拉克基金会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完全是他个人的决定，直到入侵前一刻伊拉克军方高层还蒙在鼓里。而在伊拉克遭受国际制裁的漫长岁月中，伊拉克民众缺医少药，承受巨大苦难，而萨达姆依旧穷奢极欲，联合国启动的“石油换粮食”让萨达姆变成了“石油换王宫”。据报道，萨达姆在巴格达的宫殿长达3公里多，内有142间办公室，64间浴室，19间会议室，22间厨房，1间电影院，1间大舞池，卧室更不计其数，装饰金碧辉煌，连厕所水龙头都是黄金打造。此外，他在全伊拉克各地均有豪华行宫78座。因此伊拉克民众对萨达姆抱着“与汝偕亡”的仇恨。政权阶级基础的薄弱，使萨达姆政权只能依靠人数较少的逊尼派(特别是萨达姆家乡捉克里特的人)。一般来说，越是脱离民众的政权，越是色厉内荏，对外政策底气不足。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就是内忧大于外患，将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体现在政策优先排序上，就是“防民甚于防寇”，或“攘外必先安内”。简单地说，就是对本国民众防范和镇压越来越严厉，而对外患的防范和反击则越来越弱。从事实看，萨达姆对国内民众真正是铁石心肠，镇压手段毫不手软，其曾经动用化学武器对付库尔德人，残酷镇压什叶派反抗；但对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敌人——美国，萨达姆反而摆出一幅“阳光少年”和“乖乖仔”形象，听话地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完全失去了对美国军事打击的制约和威慑能力。这时候萨达姆的对外政策又变成了右倾投降主义。结果，在美国的军事打击面前，萨达姆既无国内民众为其前仆后继，萨达姆政府本身也无“撒手锏”可以制敌，萨达姆完全成了孤家寡人，并最终在被美军抓获、羞辱之后，被屈辱地吊死。先被人民抛弃，最终被对手摧毁，这就是所有反人民政权的必然下场。内贾德与萨达姆政权的正反对比表明，国家外交政策的底气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权的阶级性质，取决于是否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而不仅仅是军事实力本身的强弱。
三、相信正义事业终归会战胜非正义事业。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任何事物都会经历从进步到落后乃至反动的过程，因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屡屡会出现弱者战胜强者，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的事例。国际政治也是如此。许多显赫一时的庞大帝国烟消云散，曾经稳固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第三世界势力不断壮大，当前“金砖四国”等新兴国家群体也正加速赶超西方世界。其共同原因，就是前者代表的是落后、腐朽的力量，而后者代表的是历史进步力量。
就拿美国来说，在尚未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之前，美国也是国际体系的受压迫者，因而其对外政策相对具有进步性，如在中东一直以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自居，因而当时在中东保持了较好口碑。但随着二战后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日趋确立，其外交目标也转向维护既得利益，其在中东的很多做法，如扶植和偏袒以色列、支持温和阿拉伯国家(也就是亲美国家)、颠覆受伊朗民众欢迎的摩萨台政权、压制深受阿拉伯世界拥戴的纳赛尔等，除防范苏联的考虑外，很大程度也是防止中东出现地区性强国，挑战美国的既得利益，由此使美国日渐站到了中东多数民众的对立面，变成了阻碍历史进步的反动力量。
这在伊朗核问题体现得同样明显。伊朗在巴列维时期就大力发展核能，但当时美国非不加阻止，反而积极参与其中。而当易帜后的伊斯兰政权启动核计划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便如临大敌。同样是核计划，巴列维时期不是“问题”，到了神权政权时就成了问题，岂非怪事咄咄。更吊诡的是，以色列早就拥有核武器，但美国从不指责以色列威胁“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伊朗核计划尚在和平利用核能范围内，美国却大肆渲染其进行“核扩散”，甚而保留对伊朗进行核打击的选择。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做法表明，美国强迫伊朗弃核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而明显是霸权思维作祟。这就使美国在国际道义上先输了一截，而伊朗是反霸权反压迫，无形中赢得更多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在不占据道义优势的背景下，如果美国执意对伊朗动武，就是霸权战争。而霸权国在这类战争中，由于谋求是超出正当利益之外的霸权利益，因此其更多遵循的是“成本一收益”原则，只有在确保对手不会对自己造成极大损害情况下，美国才会动武，因此美国的武力讹诈看似来势汹汹，实则瞻前顾后。相比之下，伊朗已经被逼到墙角，面临的是“保家卫国”的存亡问题。而维护自身生存安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了谋生存，伊朗采取任何强硬政策都天然具有正当性，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出国家潜能，甚至不惜与美国鱼死网破(如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正是这种拼死一搏的态势，使美国始终不敢轻易动武，伊朗也安然生存至今。“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就是国际斗争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