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 孔子思想的特性

北美健康生活网-多伦多社区 youlife.ca 02-01 健康评论()


简而言之,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抵。由此看来,最为耐人深思之特点是在取消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差异。其方法为——伦理性之方法,与法家以讲严刑峻法为富国强兵之道截然不同。孔子的学说也是断然肯定的,要求人对人类与社会负起当负的责任,所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此点与道家的适世玩世又大有不同。实际上,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义者的态度,对全无实用虚无飘渺的玄学与神秘主义完全弃置不顾,而是只注重基本的人际关系,灵异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这种独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中最有力的教义,是“人的标准就是人”。就凭这条教义,一个常人只要顺着人性中的善去行,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为人之道了,并不必在什么神祇上去寻求神圣理想中的完美。

更精确点说,儒家思想志在从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因为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儒家思想当然主张阶级分明。要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回溯到孔子当时封建制度崩溃以及此后数百年内的状况。当时中国领土内有数百大大小小公侯伯子男等级的国家,各自独立,其强者则国土与国力日增,时常与他国兵连祸结。周朝皇帝名为华夏君王,统治全国,实则徒拥虚名,衰微已极。甚至孔子及以后之孟子,虽周游列国,干渴诸侯,求其施仁政,拯百姓于水火,但亦不屑于一朝周帝。这颇与其所主张之建立理性社会,尊崇周王之学说相矛盾。因当时国内情势纷乱已极,周室衰微,帝国荏弱,纵然前往朝见,终无大用。各国间虽订有条约,转眼粉碎,结盟和好,终难持久。养兵日众,捐税日增,强凌弱,众暴寡。国与国间随时会商,真是舌敝唇焦,不见成功。学人智者开始定攻守之计,和战之策,别利害,辨得失。说来也怪,当时学者智士之间,国界之分渐渐泯灭,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亲疏无常。而古礼失,尊卑乱,贫富悬殊,政教乖误,此等混乱失常遂使思想锐敏之士,劳神苦思以求拨乱返治之道。在此种气氛中,更兼以思想之极端自由,智慧明敏之士,遂各抒己见,如百花齐放,竞妍争香,乃形成中国哲学之黄金时代。或蔑弃礼教如老庄;或主张人人当亲手工作以谋生,如萌芽期之共产主义如许行及其门人,墨子则倡单一神祇,崇爱上帝,教人重人道,勿自私,甚至窒欲苦行,竟趋乎极端而排斥音乐,此外尚有诡辫家、苦行家、快乐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等等,不一而足。于是,不少人,如今日之欧洲人一样,开始对文化表示怀疑,而想返回太古之原始生活,正如今日若干思想家要返回非洲丛林中或到爪哇以东之巴利岛一样。而孔子,则如现代的基督徒,他相信道德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国际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这都是孔子部分的信念。

在《礼记·儒行》篇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与其他各派的差异。“儒”这个字,在孔子时便已流行。而称为儒的一派学者,大概是特别的一批人,他们在观点上持保守态度,精研经史,其儒冠儒服正表示他们对古代文化的信而不疑。下面的几段摘录文字只以表示儒家的高度道德理想。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欤?”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孺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在此等列国纷争王室陵夷封建制度日趋崩溃之际,孔子的教义自然不难了解,尤其是孔子以礼乐恢复封建社会的用心之所在。孔子的教义我认为含有五项特点,对了解儒家教义上至为重要。
(二)礼——理性化的社会

儒家思想,在中国也称之为“孔教”、“儒教”,或是“礼教”。西洋的读者会立刻觉得礼字的含义比纯粹的礼仪要复杂得多,或者觉得孔子的思想是一套假道理。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严正从事,因为“礼乐”一词在孔门著作里屡见不鲜,似乎包括孔子对社会的整套制度,正如“仁”字似乎包括了孔子对个人行为的教训精髓一样。“礼乐”一词的精义及其重要性,在本书后面将有详尽的讨论。现在只需要指出孔子自己对“政”与“礼”的定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政是“正”,而礼则是“事之治也”(见《礼记》第二十八)。中国这个“礼”字是无法用英文中的一个字表示。在狭义上看,这个字的意思是“典礼”,也是“礼节”,但从广义上看,其含义只是“礼貌”;在最高的哲学意义上看,则是理想的社会秩序,万事万物各得其宜,所指尤其是合理中节的封建社会。如前所述,当时的封建社会正在崩溃当中。

孔子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乃致力于恢复一种社会秩序,此种社会必须人人相爱,尊敬当权者,在社会上公众的拜祭喜庆,必须表现在礼乐上。当然,这种拜祭的典礼一定是原始的宗教典礼,不过我们所谓的“礼教”,其特点为半宗教性质。因为皇帝祭天,这是宗教性质的一面,但在另一面则是教导百姓在家庭生活上,要仁爱守法敬长辈。在祭天,祭当权者的祖先、祭地、祭河川、祭山岳,这等宗教性的祭祀则各有不同。在《论语》与《礼记》上有若干次记载,记孔子并不知道这些祭挽与皇室祖先的意义,如果知道,则治天下便易如反掌了。在这方面,儒家的思想类似大部分摩西的戒律,若在儒家的教义上把孔子与摩西相比,则较与其他哲学家相比容易多了。儒家所倡的礼,也和摩西的戒律一样,是包括宗教的法规,也包括生活的规范,而且认为这二者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孔子毕竟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是生活在正如法国哲学家孔德所说的“宗教的”时代。

再者,设若孔子是个基督徒,毫无疑问,他在气质上,一定是个“高教会派”的教士(英国国教中重视教会权威及仪式之一派),不然便是圣公会教士,或是个天主教徒。孔子喜爱祭祀崇拜的仪式,所谓“我爱其礼”,当然不只是把仪式看作缺乏意义的形式,而是他清楚了解人类的心理,正式的礼仪会使人心中产生虔敬之意。而且,正像圣公会教士和天主教教士一样,孔子也是个保守派的哲人,相信权威有其价值,相信传统与今昔相承的道统。他的艺术的美感十分强烈,必然是会受礼乐的感动,《论语》上此种证明很多。祭天与皇室的祭祖会引起一种孝敬之感,同样,宴饮骑射在乡村举行时,伴以歌舞跪拜,会使乡人在庆祝之时遵礼仪守秩序,在群众之中这也是礼仪的训练。

所以,从心理上说,礼乐的功用正复相同。儒家思想更赋与礼乐歌舞以诗歌的优美。我们试想孔子本人就爱好音乐,二十九岁就从音乐名家学弹奏乐器,并且虽在忧患之中,也时常弹琴自娱,因此他对礼乐并重,也就不足为奇了。孔子时代的六艺,在孔门经典中清清楚楚指出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在六十四岁时,删定《诗经》,据说经过孔子编辑之后,其中的诗歌才算分类到各得其所,而且各自配上适当的音乐。事实上,据记载,孔子自己讲学的学校,似乎不断有弦歌之声。子游为武城宰时,开始教百姓歌唱,孔子闻之欣然而笑,并且向子游开玩笑。见《论语·阳货》第十七: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礼乐的哲学要义由《礼记·乐记》可见:

“观其舞,知其德。”(见一国之舞,知其国民之品德)

“乐自中出,礼自外作。”(音乐发自内心,礼仪生自社会)

“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音乐表喜乐之感,此种情绪既不能抑而止之,又不能以他物代替之)

“乐由天作,礼以地制。”(音乐代表天,是抽象的;礼仪代表地,是具象的。)

国不同,其乐不同,正足以见民风之不同。

先王制礼乐,不只以餍百姓耳目口腹之欲,亦所以教民正当之嗜好,明辨邪恶,民生和顺。

礼教的整个系统是包括一个社会组织计划,其结论是一门庞大的学问,其中有宗教祭祀的典礼规则,宴饮骑射的规则,男女儿童的行为标准,对老年人的照顾等等。将孔子的这门真实学问发扬得最好的莫若荀子。荀子与孟子同时,在学术上为孟子的敌人,其哲学思想在《礼记》一书有充分之阐述,足以反映荀子之见解。

对礼之重要有所了解,也有助于对孔子另一教义的结论之了解,即“正名”一说。孔子把他的当代及他以前两百年的政治历史写成《春秋》,其用意即在以“正名”为手段,而求恢复社会之正常秩序。比如帝王处死一叛将曰“杀”之,王公或将相杀死其元首曰“弑”之。再如春秋那些国里,非王而自称王者,孔子仍以其原有合法之头衔称之,即所以示贬也。
(三)仁

孔子的哲学精义,我觉得是在他认定“人的标准是人”这一点上。设非如此,则整个儿一套儒家的伦理学说就完全破产,亦毫无实行的价值了。儒家整套的礼乐哲学只是“正心”而已,而神的国度正是在人心之中。所以个人若打算“修身”,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乎其本性的善而固执力行。这就是孔子伦理哲学之精义。其结果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关于仁,孔子有极精极高的涵义,除去他的两个弟子及三个历史人物之外,他是绝不肯以仁这个字轻予许可的。有时有人问他某人可否算得上“仁”,十之*他不肯以此字称呼当世的人。在本书《中庸》一章里,孔子指出“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他有一次说,孝悌即为仁之本。

“仁”一字之不易译为英文,正如“礼”字相同。中文的“仁”字分开为二人,即表示其意义为人际关系。今日此字之读法同“人”,但在古代其读音虽亦与“仁”相同,但只限于特殊词中,汉代经学家曾有引证,今日已无从辨别。在孔门经典中,“仁”这个字与今日之“人”字,在用法上已可交换,在《论语》一书还有明显的例证。在《雍也》篇:宰予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足见“仁”与“人”在这里通用。

由此可见,“仁”与“人”之间的联想是显然可见的。在英文里,human,humane,humanitarian,humanity这些字,其中最后一字就含有mankind和kindness两字的意思。孔子与孟子二人都曾把“仁”字解释做“爱人”。但是此事并不如此简单。第一,如我所说,孔子不肯把仁字用来具体指某个真人,同时,他也未曾拒绝举个“仁人”的实例。第二,他常把这个“仁” 字描写做一种心境。描写做人所“追寻”、所“获得”的状态,心情宁静时的感受,心情中失去“仁”以后的情况,心中依于“仁”的感受。而孟子则曾说“居于仁”,好像“居于室”中一样。

所以仁的本义应当是他的纯乎本然的状态。准乎此,孟子开始其整套的人性哲学的精义,而达到人性善的学说。而荀子相信人性恶,关于教育、音乐、社会秩序,更进而到制度与德行上,则走了孔子学说的另一端,发展了“礼”字的观念,而置其重心在“约束”上。在普通英文的用语里,我们说我们的相识之中谁是一个real man或real person,此词的含义则极为接近“仁”字。一方面,我们现在渐渐了解何以孔子不肯把“仁”这个徽章给予他当代那些好人而称之为仁者,而我们今天则愿意把real man,real person一词最高的含义给予我们的同代人。(林肯自然是当之无愧的。)另一方面,依我们看来,一个人做人接近到“仁人”的地步并不那么困难,而且只要人自己心放得正,看不起那些伪善言行;只要想做个“真人”,做个“仁人”,他都可以办得到。孔子都说人若打算做个“仁人”,只要先做好儿女、好子弟、好国民,就可以了。我们的说法不是和孔孟的说法完全相符吗?我以为,我把中国的“仁”字译成英文的true manhood是十分精确而适宜的。有时只要译成kind-ness就可以,正如“礼”字在有些地方可以译做ritual(典礼),ceremony(仪式),manners(礼貌)。

实际上,孟子的理论已然发展到人性本善,已是人人生而相同的了,他还说“人人可以为尧舜”,也正是此义之引伸。儒家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将此种近乎人情的方法用在德行方面,从平易平凡的程度开始。这一点足以说明其对中国人所具有的可爱之处,正好不同于墨子的严峻的“父道”与“兼爱”。儒家有合乎人情的思想,才演变出以人作为人的标准这条道理。这样,不仅使人发现了真正的自己,使人能够自知,也自然推论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孔子不仅以此作为“真人”、“仁人”的定义,并且说他的学说是以恕道为中心的。“恕”字是由“如” 与“心”二字构成的。在现代中文里,“恕”字常做“饶恕”讲,所以有如此的引申是不难看出的。因为你若认为在同一境况下,人的反应是相同的,你若与别人易地而处,你自然会持饶恕的态度。孔子就常常自己推己及人。最好的比喻是:一个木匠想做一个斧子的把柄。他只要看看自己手中那把斧子的把柄就够了,他无须另求标准。人就是人的标准,所谓推己及人是也。
(四)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

儒家对政治问题所采取的伦理方法已然讲解清楚。最简而明的说法是:孔子相信由孝顺的子孙仁爱的弟兄所构成的国家,一定是个井井有条、安宁治安的社会。儒家把治国平天下追溯到齐家,由齐家追溯到个人的修身。这种说法颇类似现代教育家所说,现在天下大乱在于教育失败一样。把世界秩序作为最终目的,把个人修身作为摹本的开始,这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在本书《伦理与政治》一章中有详明的叙述。中国人对格言谚语的重视,由此看来,自然不难明白,因为那些格言谚语并非彼此独立毫无关联,而是一套内容丰富面面俱到的哲学。

从现代心理学上看,这条道理可以分而为二,就是习惯说与模仿说。对孝道的重视(我不妨译做“当好儿女”)是以习惯说为其基础的。孔子、孟子都分明说,在家养成了敬爱的习惯,将来对别人的父母与兄长也一定会恭敬,对国家的元首也会敬爱。家家习于仁爱,则全国必习于仁爱;家家习于礼让;则全国必习于礼让;使弟子敬爱父母兄长及尊敬长辈,必在成长后为良善国民莫定正确的心态与道德的基础。
(五)士

模仿学说,或可称之为楷模的力量,产生了知识阶级与“贤人政治”。知识分子这个上层阶级,同时必须是道德的上层阶级,否则便失去其为上层阶级的资格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的含义,是尽人皆知的。孔子所说的君子,绝不是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超人”。君子只是在道德上仁爱而斯文的人,他同时好学深思,泰然从容,无时无刻不谨言慎行,深信自己以身作则,为民楷模,必能影响社会。不论个人处境如何,无时不怡然自得,对奢侈豪华,恒存几分鄙视之心。孔子的道德教训全表现在绅士身上。中文里的君子一词,在孔子时已然流行,只是孔子另赋以新义而已。在有些地方,其过去的含义与“君王”相同,决不可译成英文中之gentleman;在其他地方,其含义显然是指有教养的绅士。由于有士大夫这种上层阶级,君子一词的两种含义便互相混合了,其所形成的意思,颇类似希腊哲人柏拉图所说的“哲人帝王”。关于以身作则,或者说是身教,其力量如何,这种学说在《论语·述而》篇有充分的讨论。对于道德行为之影响力量,孔子是过于自信。有一次,一个贪官季康子告诉孔子,他国内盗匪横行,窃贼猖獗,他深以为忧,孔子很直率地告诉他:“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你本人若不贪,你赏窃贼让他去偷窃,他也不会去的。)

(一)政治与伦理的合一

孔子特别重视礼乐,关心道德这些方面,西方人往往不甚了解。可是把孔子心目中的社会秩序表现得更好,再没有别的字眼儿比“礼乐”一词更恰当了。孔子回答弟子问为政之道时说(子张问政,子曰):“师乎,前,吾语汝乎?君子明于礼乐,举而错之而已。”(谓举礼乐之道而施之于政事。见《礼记》第二十八《仲尼燕居》)听孔子说这种话,似乎过于幼稚天真。其实从孔子的观点看,这也容易了解。我们若记得孔子对“政”的定义是“政者正也”,自然不难了。换言之,孔子所致力者是将社会之治安置于道德墓础之上,政治上之轨道自然也由此而来。《论语》上有这样的对话:

或问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

换言之,孔子差不多可算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在于社会上大家和睦相处,因此管理社会的政府已然没有必要。这个意思在这几句话里,也暗示出来,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但是如何才可以达到此等无讼的地步呢?他在后文里另有说明。但是切莫误解的是,孔子为政最后的目的,与刑罚礼乐的目的是相同的。在《礼记·乐记》中说:“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孔子从不满足于由严刑峻法所获致的政治上的秩序,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政治上孔子认为有两种等级,他曾说,齐国再往前进步,就达到鲁国的文化程度,也就是达到了第一阶段的治世;鲁国若再往前进一步,就达到了真正文明地步,也就是达到了第二阶段的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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