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家出游指南:津巴布韦 重返黄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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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非洲地理》上所写的那样:“失落文明的证据一个个像袅袅青烟从非洲内陆升起”,大津巴布韦遗址、卡米遗址、马托博山的万年岩画,还有石雕艺术中那些意义深远的图腾象征,丝丝缕缕承载着非洲土著的精华血脉伸展开来,在我们面前汇成一道壮丽的天幕,瞬间映射出那曾经丰满灿烂的“黄金国”文明。被它敏感而纤细的触角牵引着,我们走进了这个世界上惟一以考古遗址命名的国家——津巴布韦。

  北京已近初冬的时候,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仍骄阳似火,17个小时的空中距离不仅隔断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季节,也几乎隔绝了两个世界的文明。无法想象在赤道的另一端还有那么多人在那样生活:货币紧缩、食物配给、生活物资匮乏,80%的人失业或濒于失业。然而,让我备感惊奇的是,在大部分当地人脸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愁苦的情绪,即使要在银行门口排队排上一整天,能取出来的钱还买不了几块面包,队伍里的人也大都耐心地等待,三三两两地谈笑着,时不时在灿烂的暖阳下露出他们灿烂的笑脸,牙齿如贝壳般闪着银光。

  在哈拉雷待了12年的旅行社老板赵科是我在津巴布韦见到的第一位中国人。一相识他就先给我们讲了黑人的3句口头禅——“Don’t worry”、“No problem”、“I don’t know”。当时只当听书一笑置之,接下来真正与当地人相处的日子里才明白,这几句话是黑人天生达观的最好写照。汇率每天巨变,今天的百万富翁可能到明天就一文不名,这个在中国人看来也许是灭顶之灾的事情对黑人就没那么大的效力,他们家徒四壁时仍能唱出调侃的歌词,仍能热烈地舞动身体的每一部分,仍能笑着对我大声说“你好!”即使知道上千年前故园就已经被称为“黄金国”,他们也从不为没用上金杯玉盏,没获得锦衣玉食而吁叹;即使知道经济的复苏会有一段漫长的旅途,他们也从不焦虑未来会怎样。悠然一句“我不知道”,顷刻间就拥有了千金难求的快乐。

  正是紫薇怒放的季节,哈拉雷的大街小巷铺满了娟紫的碎花长毯,空中还纷纷洒洒飘下新瓣儿来,落在人的头上肩上,用手拂去了,余香却不散,久久地,久久地,直沁到人心里。忽然就想起张承志在他《文明的入门》自序中说:“丰满美好的文明,把力量输入了我单薄的身体。”寻找一段久已湮没的文明,揭开一段曾经辉煌的历史,其实并不需要埋头于故纸堆中去啃资料,也不需要拿着洛阳铲去挖掘遗存,只要在那些文明的丝缕中挑一根作为向导,闭上眼睛,完全听从心的导引,就能从看似纷繁芜杂的结阵中寻到它的灵魂中心。


  飞来的船: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国”

  飞来的石船与金色的巨石,站在平衡石公园里望着它们魁伟的身躯,我在想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大航海时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成功,葡萄牙人占领了东非海岸的一些重要港口。寻找黄金是他们来到这里的重要动力。在东非海岸获取了数量不少的黄金之后,他们又把攫取的目光转向了传说中赞比西河上游的“黄金国”。

  以津巴布韦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从10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但一直处于原始状态,直到11世纪才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莫诺莫塔帕王国。王国的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黄金,所以很早就有人进行黄金开采和黄金贸易。10世纪开始,津巴布韦人就开始用黄金与东非海岸的阿拉伯人进行交换。裹着头巾穿着长袍的阿拉伯商人不辞劳苦,带着黄金、宝石和其他货物往来于东南非大陆,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起到了“以讹传讹”的效果。在他们的故事里,莫诺莫塔帕的名字和所罗门王联系到了一起,所以到了16世纪,葡萄牙人远征军入侵印度洋之前就认为“非洲内地有大城市和大金矿,是由一个叫莫诺莫塔帕(意为金矿的主人)的国王统治着,莫诺莫塔帕王国的要塞和宝塔都是‘由巨大石块砌成’,里面藏着大量所罗门王的宝藏。”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在他的《失乐园》一书中,直接把津巴布韦与《圣经》中盛产黄金和宝石的城——奥菲尔相提并论。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类学协会副会长基恩教授更提出了科学的考证:认为奥菲尔的黄金就是来自于“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的上游”,即今天的津巴布韦。

  黄金国的传说和考证,吸引了大批探险家和殖民者前来津巴布韦探宝。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是第一个到达莫诺莫塔帕宫廷的葡萄牙人,他成功会见了当时的莫诺莫塔帕国王,回去建议葡萄牙国王开辟了赞比西河航线,把许多军舰开进了赞比西河以遏制阿拉伯商人。16世纪30年代初,一些葡萄牙商人来到莫诺莫塔帕王国,他们在赞比西河岸的塞纳和太特建立了两个贸易基地,利用这些基地,葡萄牙人在同阿拉伯人的贸易竞争中占了上风。不过,接下来的30年里他们两次大举进攻莫诺莫塔帕王国都以失败告终,结果之后很长时间都要对莫诺莫塔帕王国交税纳贡。直到1629年,穆塔帕马武腊为争夺王位投靠了葡萄牙并签订了卖国条约,大量葡萄牙人疯狂涌入,辉煌了5个多世纪的“黄金王朝”从此逐步走向衰亡。

  平衡石公园里这些巨大的石块显然跟黄金和宝石都沾不上边,它们是亿万年前的地质产物,只泰然地接受大自然的雕琢和洗礼,人类的存在于它们只是沧海之一粟,就如人力丝毫不能动摇它们现在的物理平衡一样,同样人类对于黄金和宝石的欲望也完全无法撼动它们的存在状态。倒是那些居住在旁边茅草屋里的孩子们,日复一日在它们巨大的身影里奔跑玩耍,它们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巨大的倾斜阴影已经泄露了它们内心的温柔。


  石雕村落:万年底蕴的野性图腾

  不知道是不是因时间短暂未能深入真正的乡村,在津巴布韦的两大城市哈拉雷和布拉瓦约我几乎都见不到60岁以上的老人。无法从老人的宝贵记忆里去采撷久远文明遗留下来的一些碎片,更使我期待探寻的心无比惶惑。所幸,在哈拉雷著名的石雕艺术公园里结识了萨布森先生。

  有着典型“山姆大叔式笑容”的萨布森先生今年56岁,1985年公园建立的时候他便开始做管理员,直到现在。23年里,他默默地守候着这座露天的艺术圣殿,每天迎来送往那些可能穷困潦倒,可能狂放不羁,可能深邃苦闷的各类石雕艺术家,见证着他们在这里用刻刀诠释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偌大的公园里雕像林立,有抽象派也有写实主义,有精心创意也有随性之作,有的看似线条简单,无象无形难以描述,但是萨布森却看着它的创造者在这里浸淫了3年时间;有的刀功犀利造型生动,看似需要多年的积淀和思索,萨布森却兴奋地告诉我那个年轻人在一个下午创造的奇迹。我们一同静静地走近正在公园最大的一棵树下埋头创作的人,他看上去大概还不到25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衣,用手中小小尖尖的刻刀正在整理着一座石雕的细部。他的眼睛很专注,除此之外几乎没有表情,从他纯黑色的脸上也难以察觉到他内心的激动。如果不是在这里,如果他的手中没有刻刀,我会把他当成街上千千万万等待工作的年轻人中的一个。

  那个午后,我被这种叫“石头”的东西深深震撼了。我不是艺术鉴赏家,我也无法估量那些艺术品的巨大价值。我只是用我的心在阳光下与它们相互对视。比起中国的寿山、田黄等金石雕刻,它们的雕琢不能说细腻甚至有朴拙之感,但是写意的粗犷线条与一点点传神的细节透出的那种野性气韵却时时逼人而来,似乎要把它们生命的图腾也镌刻进观者的心坎儿里去。更令人震撼的是,这些有生命的雕塑并不是什么艺术大师或者名家的作品,它们的作者可能正如我们在树下见到的那个年轻人,只上过初中,没有其他职业,今天吃饱了,还不知道明天的面包在哪里。就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就在如此简陋的创作环境里,他们的作品中散发出来的那种巨大的灵感和魅力却是无法比拟的。

  1907年5月,毕加索在创作划时代的油画《亚威农的少女》期间在巴黎特罗卡德罗宫人类博物馆受到了一个非洲木雕面具的启示,后来人们发现这幅油画中五位少女里的三位面部都被他画成了具有立体感的几何形体。显然是非洲面具使毕加索找到了现代语言,由此开创了立体主义流派的先河。长期以来,人们对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顶礼膜拜,但是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文化却知之甚少。在尼日利亚境内诺克地区发现的精美陶俑(约公元前900年-公元200年),在伊费地区发现的写实青铜雕像(约公元12-15世纪),在北宁城发现的精致青铜和象牙雕像(约公元13-19世纪),以及15世纪莫诺莫塔帕王国鼎盛时期所创造出的令人瞩目的石雕艺术品,这些都表明非洲艺术传统之深厚勿庸讳言。


  大津巴布韦:“黄金国”的浮世绘

  作为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文明代表,津巴布韦在石头上的成就还远远不止石雕,石头做的城市和宫殿才是它真正的精魂所在。“津巴布韦”一词源于班图语,意思就是“石头房子”,引申意为“受敬仰的石头城”。津巴布韦及其周边共有200多座规模不同的石头城,当地人无不把石头城引以为豪,不论从国名、国旗、国徽还是货币上都把它当成标志性的象征。津巴布韦最大的民族绍纳族人从古代就把那200多座石头城的任何一处废墟都叫作“津巴布韦”,而把位于今天马斯温戈省这片最大的石头城废墟称为“大津巴布韦”。作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石头城建筑群体,它于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凌晨6点,我们赶在日出之前走进了遗址的大围场。大围场是后妃居住之所,共分三段,最内部是一个直径57米的圆形城堡,严丝合缝,都以石头筑成,中间生满了苔藓。这里除了一些残垣断壁就是满山散种的ALOE,那是一种高且直、顶端如同菠萝顶一样的树,三两成行。它们直得好像是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似的,让我想起了《木乃伊归来》中那一棵棵无缘无故从沙子里冒出来的椰子树。进入这迷宫一样的王宫废墟,看着那窄窄的通路和没有屋顶的石室,心里无端会生出几许悲凉来,便不说话,静静地期待着日出的来临。

  一抹红霞很快就跃过了大津巴的标志性高塔晕染进废墟来,随后无数缕有些羞怯的阳光就从塔边的花墙缝隙里照射到“迷宫”的每一处角落,在墙壁、地上和人的身上雕刻出一朵朵奇异的花影。花墙本来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城堡一圈儿,现在就只剩面对太阳的东方还保存完整,大约有十几米长,是用镂空斜插的石块拼成花样,据说这是为了象征子孙繁盛,无穷无尽。标志塔高13米,地上7米,地下6米,比外墙高两米左右。它的用途至今成谜。曾经有殖民考古者认为这里就是黄金的藏匿之所,所以从塔的底部抽开了几块石头去寻觅,结果证明里面是实心的,便又草草给堵上了,不过显然堵得不是很结实,现在感觉随时有坍塌的可能。塔的下方是一个王宫专用的女子学院,其实它的样子很像一个谷仓,外面用木围栏围着,上面还盖着草,而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平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晒谷子的晒台。不过实际上这是一个让未婚女孩子受教育的地方。通常会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祖母,所有未婚的正处于发育期的女孩子会围坐在她身旁,听她启蒙做女人之道,也许还有最初的性教育吧。

  大围场的外墙与内墙都有着流畅的弧形,让人不禁赞叹拼接设计之巧妙。非洲黑人学者姆富卡博士的新著《大津巴布韦》反映了石头城的最新研究成果,他认为,大围场是国王的“三宫六院”,城内有封闭的一个个小石屋,面积从几平方米到几十平方米不等,那些是后妃们的住所,而不是历来所说的王城。真正的王宫是在山顶的城堡内。大围场里最大的石屋就是王后住的房子,还保留着香木镶的门楣,顶上应该是用木头盖顶。从这个石屋向北,有一条极细的通路,保留尚且完好的墙体最初有一人多高,向北渐矮,最后竟与台阶的边缘相似,这是一条国王巡幸后宫的艳史之路?还是一条遁逃的秘道?不得而知。

  再向北行,豁然开朗,原来在大围场的周边还密集分布着更多的石板路和小石屋,那些都是民宅,依傍着大围场密集而居,也算是住在“皇城根儿”了吧。而那条细细的羊肠路竟然一直是通向国王居住的山城。石壁陡峭的小小石山上,屹立着一座坚固的石堡。堡前只有两道羊肠小道通到山脚;堡后陡壁绝崖,野兽也爬不上来。从堡顶俯瞰大围场,一目了然;展望外围,视野开阔,连一只兔子都别想溜过去。城墙仍旧用片石垒砌,高约7.5米,底厚6米多,坚不可摧。堡墙只开着可容一人侧身出入的狭窄石门,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正因为此,早期的考古报告都把它叫作“卫城”,认为它的作用是在保卫大围场的王城。

  越是感叹这座石头城的鬼斧神工,就越是想知道它的建造来历。大津巴布韦遗址是什么人建造的?有人认为它是由公元前来自地中海的腓尼基人建造的,也有人认为是阿拉伯人建造的,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是非洲黑人建造的。根据历史记载,最后在津巴布韦这个已颓败的城市居住的民族大约在1830年“祖鲁战争”期间已被全部赶走了。后来声称拥有大津巴布韦的阿孟瓜人,实际上并未在当地居住过,这里现在生活的是绍纳族人的一个分支——马卡兰加人,但他们至今还住在低矮简陋的窝棚中,他们的生活似乎和这些建筑毫无关系。而这一古迹的真正建造者,随着历史的烟云似乎已无从寻觅。

  石头城为何毁灭?较有说服力的一种解释是:15世纪末,莫诺莫塔帕王国的矿藏枯竭,牧场过量放牧,农田连作而肥力下降,生态恶化,工农业生产锐减,养活不了石头城那么多的居民。有一年大旱,野火烧毁了庄稼,生路断绝,人们不得不舍弃石头城向北迁移。被遗弃的石头城禁不起几百年风霜雨露的剥蚀,特别是19世纪西方强盗的挖掘捣弄,终于只化成一片废墟,仅能供后人研究和凭吊了。


  卡米:被遗忘的古都山城

  比起大津巴布韦的曾经辉煌,位于布拉瓦约附近的卡米遗址简直就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同样是莫诺莫塔帕王国的古都,同样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卡米在大津巴布韦巨大的光环下面只是一个小小的阴影,连津巴布韦人自己都浑然不觉,修建于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卡米也是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之间50个知名城市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未踏上这个国家的土地之前,它在我脑子里也只不过是一个考古符号,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和图片展示,一片空白。

  如果说大津巴布韦遗址是随着太阳的初升也差点儿让我的心跃出胸口,那么卡米遗址就是在夕阳渐淡的余晖中向我释放出了它久违的光华。很难想象,在这个只有一小块路牌标志它存在的小小山城外,有一个那样不起眼的小小博物馆,可是里面却有着正宗的中国明朝青花残片。这与《非洲地理》上只言片语的介绍不谋而合:在中国的明朝,也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卡米一度是津巴布韦最繁荣的贸易中心,世界各地的商人都曾在卡米地区进行频繁的贸易活动,同时,这里还是各国使节驻扎之地。

  赶在黄昏时分走近这座废弃的古都,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卡米虽然也贵为莫诺莫塔帕王朝的古都,却没有好好造一个大围场,国王、后宫与亲信们都住在山上的卫城里。不过这个卫城比起大津巴的卫城更为完整。卫城除了壁垒森严之外,还充分说明了国王对神的狂热崇拜。作为神的代言人,巫医住在几可与国王寝宫相媲美的大房子里,而且与其他房间不同的是,这里还用一种赭红色和靛蓝色的漆刷过墙,在当时可以算是“豪华装修”了。

  曾经参加一支联合考古队对卡米遗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向导Steven告诉我们:卡米遗址的标志性建筑竟然是葡萄牙使者在卫城外的山坡上竖立的一个花岗岩十字架。这听上去有点儿滑稽——一个完全是津巴布韦人自己建造的文明遗址,标志竟然不是绍纳族的图腾或者莫诺莫塔帕的王权象征,却是耶稣受难的十字架。1560年底,天主教耶稣会修士贡萨洛·达·西尔维拉来此传教,虽然他 后来受诬陷被国王处死,但是显然他在津巴布韦人心目中所造成的宗教印迹显然是不可磨灭的。从现在的卡米十字架上用小石子压着的无数津元来看,还是有很多人挥之不去他们的天主情结。

  在城堡中转了一圈儿,Steven神秘地引我们走向西边的出口,大家都以为那是一堵结实的外墙,结果出去以后回头一瞥,才发现了这个城堡最令人震撼的秘密。原来,城堡的整个西墙都是如大津巴布韦那段唯一完整的城墙一样垒上了层层叠叠的花式砖样,这显然同样是对子孙延绵不绝的期待,也再次佐证了两个遗址之间的传承关系。只是,这一段花墙经过500年的动荡还能如此完整地保留下来,实在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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